2007年5月22日
以上记述虽然粗略,但据此可推知,迦陵曾两次驻锡京都(今北京)柏林寺,第一次是康熙四十六年(1707年),第二次是康熙五十五年(1716年),计4年余。因柏林寺毗邻雍正潜邸雍王府,所以迦陵与胤禛的结识与交往,即始于此时。
康熙五十五年(1716年),迦陵以禅宗付法传人身份主席柏林寺,其法事活动除开堂演法外,还继主集云堂,编著刊印佛家内、外典籍,已知的有《宗鉴法林》、《是名正句》、《宗鉴指要》、《杂毒海》、《宗鉴语要》数种。其中《宗鉴法林》七十二卷、《是名正句》八卷与《杂毒海》八卷,后来收入日本《续藏经》6。据《宗鉴法林》书前《凡例》言:“是书之会集也,始于壬辰(康熙五十一年,1712年)春。在塞北之法林寺。其镌板讫工也,于甲午(康熙五十三年,1714年)夏,在京师柏林[寺]之宗鉴堂。今题曰《宗鉴法林》,识地也。”又曰:“是书初刻于京都,公案二千五百有零。二刻于理安[寺],复增入一百五十余则,共成二千七百二十则。”据上引可知,迦陵和尚的大部分著作,都成书或刊印于杭州的理安寺和北京的柏林寺。

雍正礼佛图
今天在北京大觉寺,藏有迦陵编著的木刻书板5种,分别为《宗鉴指要》(一卷,佛鉴序),《宗鉴语要》(一卷,侍者如纶编),《宗鉴法林》(原为七十二卷,间有散佚,尚存68卷,集云堂编),《是名正句》(八卷,略有散佚,宗鉴堂编),《杂毒海》(八卷,间有散佚,诗集,京都佛泉嗣祖沙门性音重编)。这些书板,应是迦陵主持柏林寺务时(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)所镌,其中《宗鉴法林》、《是名正句》、《杂毒海》为重编重镌(按:以上三书此前在杭州理安寺曾刊印,并被编入日本《续藏经》中),而《宗鉴指要》和《宗鉴语要》两种,则为新编初镌,内容主要记述迦陵本人语录,还间接记录了雍亲王胤禛的一些法事活动和语录。这两种著作在雍正朝因语涉最高统治者,关碍颇多,所以镌板后,可能一直没有印行。
迦陵聪慧过人,博闻强记,诗文俱佳。他一生著述宏富,除上述5种外,尚有《十会语录》二十卷、《宗统一丝》十二卷。可惜,因为性音晚年的一些特殊遭遇,他留下的许多最能见其心性的文字,多已不传。
二、自称为“释主”的雍正皇帝
与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相比,清朝第四任皇帝胤禛崇信佛教的程度,似乎来的更为彻底、更为深刻。他的崇倡佛教,实际上是传统思想中“内圣外王”观念的体现。如雍正五年(1727年)正月,当朝中群臣共庆“黄河清”时,蒙古王公进觐朝贺,要求诵经祈福,帝谕: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,乃是受我之赐,因为“朕亦是释主”。可见雍正不仅要当皇帝,同时还想当大宗师和大教主。
雍正的佞佛由来有自,他在《御选语录》中谈道:“朕少年时喜阅内典,惟慕有为佛事……”。成年后,他便认真研究佛理,并交结僧衲。当时常去雍王府的喇嘛和禅师有章嘉活佛、弘素和尚与迦陵禅师等。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(1712—1713年),时年35岁和36岁的胤禛,在雍亲王府举行了两次法会,并进行了“坐七”等活动,邀众僧一起论说佛法。在章嘉的指导下,这位雍亲王通过了“三关”,他认为自己“明白了三身四智之理,达到了物我一如本空的境界,真是快慰平生”。对于所谓“三关”,雍正在其《御选语录》中做如是解:
“如来正法眼藏,教外别传,实有透三关之理。……夫学人初登解脱之门,乍释业系之苦,觉山河大地,十方虚空,并皆消殒,不为从上古锥舌头之所瞒,识得现在七尺之躯,不过地水风火,自然彻底清净,不挂一丝,是则名为初步破参、前后际断者。
破本参后,乃知山者山,河者河,大地者大地,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,地水风火者地水风火,乃至无明者无明,烦恼者烦恼,色香味触法者色香味触法,尽是其本身,都为菩提,无一物非我身,无一物是我己,物我贯通,色空无碍,获大自在,常住不动,这就是透重关,名为大死大活。
透重关后,家舍即在途中,途中不离家舍,明头也合,暗头也合,寂即是照,照即是寂,行斯住斯,体斯用斯,空斯有斯,古斯今斯,无生故长征,无灭故不灭,如斯惺惺行履,无明执著自然消落,方能踏末后一关……”
这位章嘉活佛,也许是雍正在藩邸时最早结交的一位僧人,因《御选语录》中曾谈到:“章嘉呼土图克喇嘛,乃真再来人,实大善知识也……藩邸清闲,时接茶话者十余载。”而与迦陵的相识,应是在章嘉之后。据《御选语录》载,在“坐七”期间,这位雍亲王过了“三关”后,自认为佛法精通,要寻找京师内高僧讲论,众人便向他举荐了当时在京西大千佛寺演法的禅僧迦陵性音。性音被召到藩邸后,顺承其意说,“王爷解路过于大智慧,贫僧实无计可奈何矣!”胤禛原本极力提倡净土宗,以净土宗祖师特提莲池大师为模范,今遇迦陵,又喜禅理,遂著力研究。迦陵则悉心引导,每当胤禛偶有省悟,则“赞为大悟彻底,帝(雍正)不自信,叩问章嘉(喇嘛),章嘉则不许之,更勉其进步”7。
雍王府与柏林寺相去不远,雍正在藩邸和登位后先后有著名禅师梦庵、迦陵、明鼎、佛泉等主持寺务。这些僧人几乎都与雍正有过直接的来往。如杭州理安寺禅僧明鼎,于梦庵禅师主柏林寺时,“入京师集云堂校刻《宗鉴法林》,录宪庙在藩邸时自拈佛祖公案”,便曾与胤禛“相咨询,机缘相契,留内久之”。而后来“世宗即位,宣取来京,住柏林寺,问答皆称旨,赐紫衣、如意、转轮等物,且谕之曰:“天然如意,常转法轮。8”
雍正在潜邸时,曾赐扇与僧人,并在扇子上亲笔题写了一首五言律诗,诗中充满禅味:
“绿阴垂永昼,人静乌啼烟。
脱网游金鲫,翻阶艳石蝉。
无心犹是妄,有说即非元。
偶值朝来暇,留师品茗泉。9”
这里,应该指出的是,雍正在藩邸时的大张旗鼓式谈禅,一方面出于本心,另一方面也许是一种韬晦,即利用崇佛来掩盖自己对储位的争夺活动。因为这个时期,康熙帝的几个皇子为争夺继承人的地位,明争暗斗,太子几立几废,宫廷内刀光剑影,险象环生。心机很深的雍亲王在公开场合大肆宣传清心寡欲,大讲禅学,既利保护自己,又利蒙蔽对手。在此期间,他还闭门编纂了佛学著作《悦心集》,在这本书中,他收辑了阐发佛家出世思想的文字,如卷4所录《醒世歌》(按:又称《万空歌》,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民间诗歌,传为孔子后裔所撰),就十分值得玩味:
南来北往走西东,
看得浮生总是空。
天也空,地也空,
人生杳杳在其中。
日也空,月也空,
来来往往有何功。
田也空,地也空,
换了多少主人翁。
金也空,银也空,
死后何曾在手中。
妻也空,子也空,
黄泉路上不相逢。
官也空,爵也空,
事尽孽随恨无穷。
古今多少快意事,
时过兴尽总是空!
后来终于夺得皇位的胤禛以此来宣扬人生如梦、万事皆空的观念,目的是给人造成一种专心佛事、与世无争的印象。实际上,他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储位的争夺,只是较之其他兄弟,手段更为隐蔽、高明,心机更为深密。
雍正称帝后,对佛教的兴趣有增无减。但他担心过分崇佛和交结僧人会引起朝野的不满和议论:“恐天下臣民不知朕心者,或起崇尚佛学、轻视政事之疑”。为此,他一度疏远僧人,将潜邸结交的诸僧如弘素、性音等逐往江南,而且自雍正元年至雍正十年,宫内10年未举行过法会,自谓“十年未谈禅宗”。实际上,他从来就没有忘掉禅学,在与王公大臣的对话中,常常忍不住暗露禅机。如在雍正初年,他在看了年羹尧的奏折后,随手批了一段与该折毫不相关的话,说京中有一个姓刘的道人,自称数百岁,寿不可考。前者怡王见他,此人漫言人的前生,他说怡王生前是个道士。“朕大笑说:这是你们生前的缘法,应如是也,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?王未能答。朕说,不是这样。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,栽培福田,那里在色像上着脚,只是力量差些的,还得去做和尚,当道士,各立门庭,方使得。大家大笑一回。闲写来令你一笑。”
在这里,雍正讲了个故事:说怡亲王胤祥的前身为道士,自己是和尚。这虽是他的随意戏言,然而表示了他的某种思想:真佛真仙真圣人是来为众生造福,表面形式并不重要,很可能那些不是出家之人,譬如自己,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比出家人还高明10。
雍正帝还写过一首题为《自疑》的诗,诗中自谓是不穿袈裟的野僧,“垂裳”而治,胜过形式上遁入空门的和尚:“谁道空门最上乘,谩言白日可飞升。垂裳宇内一闲客,不衲人间个野僧。”
雍正朝后期,佛事大兴,雍正帝万机之暇,举办佛事活动是他最感兴趣的一项。他贵为天子,却起了两个佛号:破尘居士和圆明居士,以示身虽在世,心已皈佛。他自视为教主,还开堂授徒。雍正十一年春夏两季,雍正帝在宫中举行大型法会,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。法会上,雍正帝亲自说法,并收门徒14人,其中俗家8人:十六弟庄亲王允禄,号爱月居士;十七弟果亲王允礼,号自得居士;四子宝亲王弘历,号长春居士;五子和亲王弘昼,号旭日居士;多罗郡王福彭,号如心居士;大学士鄂尔泰,号坦然居士;大学士张廷玉,号澄怀居士;左都御史张照,号得意居士。和尚6人:文觉禅师元信雪鸿、悟修禅师明慧楚云、僧超善若水、僧超鼎玉铉、僧超盛如川。道士1人,即妙正真人娄近垣。11皇帝与王公大臣、和尚道士以这种形式坐而论道,真是古今罕有,雍正佞佛,可谓极矣。事后,雍正还为这件事庄重地做了记录:“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,因选辑从上古德语录,听政余闲,尝在内廷之王大臣等言之,自春入夏,未及半载,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……今王大臣於半载之间,略经朕提示,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,岂非法会盛事!”并从“悟道”的八位大臣的著述里,精选出他满意的文字,编为一集,题名为《当今法会》。
以“释主”自称的雍正帝,有时还直接干预佛教内部事务,如任命主持、扩修梵宇、赐赠僧人封号等,大都亲自过问、圣心独断。他还利用皇权,去调解儒、释、道三教的关系,主张“佛以治心,道以治身,儒以治世”,他认为三教各有其用,也有许多共通的东西,应融于一炉,致君泽民,共助王业。
雍正帝一生参究佛理,佛学方面的著述可谓宏富。他编有《当今法会》、《经海一滴》、《宗镜大纲》、《万善同归集》、《大觉禅师录》、《禅师心赋选注》、《翻译名义选》等佛学作品,撰写了《教程法数》、《圆明语录》、《集云百问》、《拣魔辨异录》、《悦心集》、《破尘居士语录》、《御选语录》等佛学著作,在佛教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。12作为一代令主,雍正帝沉湎于佛教很深却又不迷失自我,既勤于政事又能搞出这么多佛学著作,历数各代帝王,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。
三、迦陵与雍正的交往和恩怨
迦陵和尚以一介禅僧,结识并受知于雍亲王胤禛,始于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。其原由前文已略略述过:当时雍王府举办法会,胤禛欲召高僧论道,有人举荐了迦陵。可能几番谈辩之后,互觉机缘相契,于是,在雍亲王未登大位前,迦陵便成了雍王府的一位常客。雍正在其后来编写的《御选语录》中,有对迦陵的一段追忆:“……壬辰(康熙五十一年)春正月。延僧坐七(即约请和尚们静坐七天),二十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(雍正也坐两日),共五枝香(点燃五枝香的时间)即洞达本来,方知惟此一事之理。然自知未造究竟,而迦陵性音乃踊跃赞叹,遂谓已彻元微……”即可窥见他与这位亲王关系之一斑。
在这段时间里,迦陵与雍正除了参究辨难禅理外,是否参与了夺嫡继位的策划和密议,已不得而知,但迦陵在此期间,编撰过《宗鉴语要》(上、下两卷,镌板于柏林寺宗鉴堂)一书,书中以语录体多处记载了雍亲王充溢机锋和隐喻的禅语,对于了解康熙末年胤祯的内心思想,有启示和参考价值。如:
雍亲王千秋,竖如意云:威音那畔不假,炉韝钳锤不假,雕凿裁培,直教遍尘遍刹,无不赖其辉。若有一法过于此,光明过于此,寿量过于此,我此如意端直作如意用。击一下云:今日化为轮王髻中宝珠,照耀四天下去也,为人一一点出。是眼司见,是耳司闻,是鼻辨香,是舌谈论大地人争。敢道他不知,只是不敢承当,未免辜负尊贵。一路只得借此为标准,普令遍法界,一草一木,尽截以为筹,贮于石宝中,以满其寿之量。且道,法界还赴也未?欲知赖及万方,只因化被草木。遂放如意云:不见道,尧舜之君,犹有化在。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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