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在藩邸时交接僧道，韬晦其外，密议其内，朝野共知。这一点雍正并不想掩饰，但他怕臣工们认为他会进而依靠沙门参政，所以特地表明：“以朕嗣登宝位，凡体国经邦，一应庶务，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。佛氏见性明心之学，与治道无涉。”迦陵性音与其十载过从、机缘深契，雍正在潜邸时就在西山修整大觉寺供其静修，也是朝野共知之事，然而就在雍正登极甫定之日，性音却弃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之盛势，飘然南下，瓢餐笠行，居无定止，过了近四年的有类于流放和逃亡的生活，最后悄然而逝。迦陵南行已令禅林不解，迦陵之死更让他的弟子们觉得不明不白，因此才有“纵使英雄也丧身”与“千载恨难申”之叹。雍正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在评价性音“人品见地、超越诸僧之上”后，解释性音在他登极后突然出走的原因：“且若以旧邸熟识僧人，仍令主席京师，天下或以朕有好佛之心，深有未可。”又说“性音亦力辞归隐”。其实，这种解释恰恰表明了迦陵的被放逐和悄然而逝，与雍正有直接的关系。其原因不仅是深谙帝王之术的雍正在重行“狡兔死，猎狗烹；飞鸟尽，良弓藏”的旧套，而且也是掩饰旧污、保护清名必然要用的手段。况且，这位与其交往十载的迦陵禅师，非常可能了解许多绝不应该为外人所知的藩邸旧事，甚至能详细道出雍亲王与其父康熙帝的恩怨情仇来。恰恰是这一点，也许才是迦陵被放逐并以微疾而遽然身死的深层原因。
    实际上，和迦陵同命运的还有一位僧人，就是弘素。弘素和尚也是雍邸常客，他与雍正结识时间比性音还要长。雍正登位后，弘素也被变相逐出京师，大约也是在雍正四年前后死去。可能这位弘素不如迦陵能参透俗世“三昧”，对政治斗争的险恶程度了解不深，所以他出京后，不能像迦陵那样放情云水，“谢绝尘境”，而是与其门徒们招摇地方，争言与皇帝有密切的关系，这就大大触犯了雍正的逆鳞。可能是在潜邸时，雍正赏赐给弘素《金刚经》一部，并手书序文一篇。弘素出京死后，其弟子欲刊刻流传。雍正闻报大怒，谕礼部：
    “前博尔多来京陛见奏称：僧人弘素处有朕昔年赏赐金刚经一部，上有朕所制序文，今欲刊刻流传。朕细思，向来未曾有此事。因命博尔多将此经取来阅看时，文与字俱非朕笔，且将朕讳皆书写错误，甚不可能。闻弘素已经身故，其同寺僧人，必有知其来由者，可即行文问明……朕在藩邸时，因府第与柏林相近，闲暇之时间与僧人谈论内典，并非以僧人为可信用也。况今临御天下，岂有密用僧人治天下之理！近日直隶宣化府、江南苏州府等处，竟有僧人假称朕旨，在彼招摇生事，二案已经发觉惩治，此等小人行为，皆于朕之声名大有关系，尔部不可不严行禁饬。若再有此等，着该地方官访拿参奏，不得疏纵。年来各处呈徼御笔，今期限已满，尚有未徼者，所徼之内，亦有假笔混杂者。朕俱从宽，不行深究。今又有金刚经序文之事，尔部可严行各省，以文到之日，再限一年，务令全徼，倘更隐漏，定行治罪，特谕。”
    在这番上谕中，雍正不仅否定曾有赐经写序之事，而且再次申明自己不会“密用僧人治天下”，并严饬收缴散于各处的“御笔”。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位已“临御天下”的雍正，已非昔日韬晦潜邸的皇子，今天的他，为了自己的“清名”和社稷，不仅要收回以前的“御笔”，而且要消灭一切了解他底细的知情者。
同弘素及其弟子们相比，迦陵的下场和结局也许还算幸运：被封为大清国师，赠谥“圆通妙智”，诏在京西建塔以安其灵骨，并将其《语录》收入经藏。
    可惜，迦陵死后“哀荣”并未能保持长久，过了不几年，雍正帝对其态度突然又发生了绝大的变化，一改以前的赞誉有加、恩礼备致：说自己早就发现迦陵品行有亏，行为不端，以法界之人却喜干预尘俗之事，所以在登极后令其离开京城，以护佛门清规。并说性音语录含糊费解，不能有利众生，“朕从前失于检点，亦性音辜负朕恩处，著削去所赐[国师]封号，其语录入藏者亦著撤出”（见《雍正朝汉文谕旨》）。不仅如此，雍正还敕令地方官严加访查，不许性音门徒记录当年雍亲王与僧衲交往的情况，更不准将这类文书加以保存，否则治以重罪14。
   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雍正一改常态，不惜否定自己以前的“圣谕”，还承认“失于检点”，而对迦陵大加贬斥呢？是不是性音在离京师南下隐居时，曾参预世事，透露过某些有碍雍正帝清名的“底细密事”，而被雍正发现了呢？不过依迦陵的阅世之深、度事之敏，出这种纰漏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那样会招来更大的灾祸，其后果绝不是黜封号、撤语录的惩处，削谥号、折灵塔、焚著作也许还是“皇恩浩荡”了呢！
    据今天北京西山大觉寺所藏的迦陵画像、书板等相关资料，推测当时惹恼雍正的原因可能有两条：一是迦陵的语录中，有许多记录雍亲王与僧衲交往的内容，属于不能保存流传的“机密文书”，如上文提到的《宗鉴语要》和《宗鉴指要》，这类记述几乎附拾即是——雍正一经发现，能不骨梗在喉，弃而毁之？另一个原因是迦陵的弟子们为其师取祸。迦陵被逐而死，深知其因的嗣法门人能不怨恨在心？所以难免形于面或言于人。如迦陵的付法传人，继主大觉寺方丈的佛泉实安和尚，在迦陵圆寂后，悲愤之情，不能自已，所以留下了不少怀念先师、讽喻世情的文字。除了本文开头所引的《老和尚像赞》和《国师勘三藏》一诗外，在《佛泉安禅师语录》卷五“佛事”一节中，关于大觉寺弟子们为迦陵做佛事的描述，捎带着语及雍正，看去沉痛悲切，实则机锋处处，颇勘玩味：
    先老和尚讣至，上供拈香云：超情尘，越三界，何止廓然无圣，直得心如死水。任尔狂风，纤波不动。忽闻先师讣至，不觉倒岳倾湫。非是小儿无定力，只缘恩大实难酬。
    先老和尚二周忌，拈香云：先师知处，小子不知；小子知处，先师不知。只这不知，碎身为微尘，是实难凑泊。欲要哭，哭不得；欲要笑，笑不是……
    先老和尚三周忌，上供：破家荡产，起死回生。老汉惯用红线法，乌豆换人眼睛，虚空刮出骨髓。是这老汉处心狠逾虎狼。
大清雍正皇帝向天寿山头，点出人天正眼。虽然遂顾左右云：还有觑见先师眉毛长短么？千山湧出千峰秀，万古尖新万古真。
    读了以上几段文字，我们也许就能明白了：雍正突然改变对迦陵的看法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纵观迦陵与雍正的际遇交往，后者虽然结局不佳，但基本上还算幸运。自古伴君如伴虎，试看历代与帝王有过亲密过从的人，有几人能金紫缠身到老，生死哀荣一世？不落得身首异处、破家灭族而能全身而退、终老林泉就是幸运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位禅僧结局还不算十分悲惨。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，迦陵的最终被放逐和猝死庐山，也许正应了这句古语。——谁叫你知道那么多皇室内情啦！
四、迦陵身后种种
    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十月，敕建“国师圆通妙智大觉禅师传临济正宗三十四世迦陵音和尚塔”在京师（今北京）西山建成，迦陵禅师灵骨（舍利）从江西庐山归宗寺移至入塔。嗣后，其牌位进入大觉寺临济祖堂，其画像（纸本，设色，纵长2米，宽1.04米）入影堂供奉。
    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，帝令刊刻佛教经典（即后人所称的清《龙藏》），该经藏以明代《北藏》为蓝本，复增入晚明及清初一些高僧的语录及外典，迦陵编著的一些佛家内、外典籍，此前便已辑入经藏，但到了雍正十二年（1734年），沛天上人奉敕组织了40多名僧侣，校勘藏经，从中撤出去了部分内容，迦陵的《宗鉴语要》等著作，便于此时被删弃。雍正十一年九月，雍正在其《御选语录》一书后序中，再次对迦陵大加贬斥，说他心行不正，污辱祖庭，所编《宗统一丝》“尤为乖谬”，斥其“性音昏聩卑鄙至于此极也”。
    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，乾隆帝出内帑重修了西山大觉寺，并于当年11月撰写了《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》。乾隆帝在碑文中赞誉其皇父佛学修养精湛，并追述了雍正当年对性音的倚重，间接地表明了自己对禅宗的态度及对迦陵的肯定。乾隆在碑文中说：
    “……我皇考（指雍正）福慧两足，镜智圆明，自潜邸时，深究宗乘，证悟无上了义。御极抚辰，海内清和咸理，乃于机暇选序古德语录，开示津梁。仰惟大慈悲父广种善根，凡梵宇琳宫曾施功德，皆不啻如来身座道场，而历劫四众，并应庄严拥护瞻礼发心者也。朕因龙潭，近望西峰兰若。大觉寺者，金清水院故址，明以灵泉寺更名。运谢禅安，蔚为古刹。康熙庚子之岁（即康熙五十九年）皇上以僧性音参学有得，俾往住持丈室，御制碑文以宠之，及圆寂归宗，复命其徒建塔于此。”
    此后，乾隆帝在位其间，曾多次来大觉寺巡幸，驻跸于寺内，题写匾额，御撰诗词。由于雍、乾两代皇帝的眷顾，所以这座位于京师远郊的古老禅寺，在有清一代，名闻遐迩，香火鼎盛。而一生遭逢复杂的迦陵，也一直作为大觉寺“开法第一代先师”被其徒子徒孙们“奉重”了近三百年。
    在本文的末尾，还要简略谈一下迦陵的灵塔问题。迦陵死后，其遗骨于雍正六年返京师“奉安”于敕建的灵塔之内，这是有文献可考的事实。然而，其灵塔的具体位置在哪里，保存状况如何，今天位于大觉寺院内中路大悲坛后的覆钵式白塔，是否就是雍正六年所建的性音舍利塔？似还有商讨、考证的必要。
    北京国家图书馆现藏有“性音和尚塔记碑”拓本一纸，据拓本，可知碑石高56、宽54厘米；碑额高16、宽13厘米，碑文为正书。据了解，此碑记是“文革”前拓之于西山大觉寺“塔院”中的一座“和尚塔”。这座塔院位于大觉寺西南约一公里处的山坳间，占地面积约两公顷，是清代大觉寺的一处附属建筑，用来安葬本寺示寂僧人，有院墙围护和僧人看守。据附近村民讲，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塔院内还是松柏蓊郁，石塔林立，其院门由石雕件构成，宏伟华丽。后当地搞水利工程缺石料，便拆毁了院墙和所有石幢塔，只剩下一片遗墟。据幸存的性音塔记拓本和塔院的考古资料，可以推知，建于雍正六年的迦陵舍利塔的位置，是在南距大觉寺近一公里的“塔院”内，而不是今天座落于寺院中轴线西端的大悲坛后。
    认为今天大觉寺内白塔即是迦陵舍利塔的说法，由来较久，也比较普遍，其依据大多依乾隆帝《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》中“及（性音）圆寂归宗，复命其徒建塔于此”的记述。其实，“建塔于此”的于此是大方位，是泛指，是与江西庐山的对言，可以泛指西山一带，也可以实指大觉寺及周边区域，并未具体说是建于寺院之内。还有论者，认为白塔可能是乾隆十二年重修大觉寺时发内帑所建，而这既不见于各种文书、方志，也不见于迦陵法孙月天和尚的著作（按：乾隆十二年月天际宽禅师任大觉寺主持，他著有《月天宽禅师语录》（板藏大觉寺），其中多处提到乾隆重修大觉寺事），因此这种推定，实是出于臆想。
    今存大觉寺内的覆钵式白塔，塔高15米，其南北两侧近临塔身，生长着一松一柏，树龄均约在四百年以上。覆钵式塔又称喇嘛塔，金、元之际就已出现，明、清因之，是藏传佛教的产物。迦陵是禅宗一代宗师，其灵塔作覆钵式是否相宜，值得探讨。另外，据考古调查时大觉寺塔院附近一村民讲，他童年时常到塔院玩耍，曾见一主位之塔甚高，塔作密檐式，砖砌，有石镶塔壁间——估计其所见者便是性音灵塔了。当然，除了塔院敕建的性音塔外，是不是在寺内又建了一座迦陵舍利塔？如果说大觉寺内的白塔不是为迦陵所建，那么，它又建于何时，是舍利塔还是藏经塔？这些，都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确指。
　

———————

 1 （清）释佛鉴《宗鉴指要序言》，北京大觉寺藏板。

 2 （清）释佛鉴《宗鉴指要序言》，北京大觉寺藏板。

 3 （清）释实安《佛泉安禅师语录》卷一，北京大觉寺藏板。

 4  喻谦味庵氏编《新续高僧传》四集卷二十五。

 5  喻谦味庵氏编《新续高僧传》四集卷二十五。

 6 《大日本续藏经》一书收入迦陵和尚编著的《宗鉴法林》、《是名正句》、《杂毒海》三种。其中《宗鉴

    法林》编于该书第一辑第二编禅宗语录通集部。现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此书，其中《宗鉴法林》的编号为

    18872：576—580。中华民国36年6月上海涵芬楼影印。

 7  见《北京市志稿·宗教卷》卷一，释教一。

 8  喻谦味庵氏编《新续高僧传》四集卷二十五。

 9  见《清世宗诗文集》卷25《雍邸集·书扇与僧》。

 10 参见冯尔康、许盛恒、阎爱民等著《雍正皇帝全传》，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。

 11 参见冯尔康、许盛恒、阎爱民等著《雍正皇帝全传》，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。

 12 彭钟麟等编《清史通鉴》，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。

 13 迦陵《宗鉴语要》上卷，北京大觉寺藏板。

 14 参见冯尔康、许盛恒、阎爱民等著《雍正皇帝全传》，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。